1、对贪污罪主体的审查。贪污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，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人即使非法占有了公共财物，也不能以贪污罪定罪处罚。因此，审查贪污案件，首先要审查行为人的身份是否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要求。

长期以来，从立法到司法，对贪污罪主体资格的规定和掌握，一直处于变化状态。1979年刑法将贪污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。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》，详细解释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，并将刑法“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”规定为：“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”。[2]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在《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（试行）》中，将贪污罪的主体扩大到“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”，规定为：

“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，也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”。[3]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》肯定了1985年“两高”对贪污罪主体的解释，不仅明确将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规定为贪污罪的主体，而且进行一步将“其他经手、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”也规定为贪污罪的主体。[4]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》公布以后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，分别对执行这一决定和区分贪污罪、侵占罪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的解释，尤其在贪污罪主体的认识上，“两高”意见不一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坚持原来的规定，对贪污罪的主体范围持扩大的态度；最高人民法院在强调贪污罪主体“公务性”的同时，还强调贪污罪主体的“国家工作人员身份”，司法实践中更把“国家工作人员身份”理解并执行为“国家干部身份”，只要不具备正式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员，即使其从事的是公务活动，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了公共财物，一律不以贪污罪定罪处罚，对贪污罪的主体范围持限制态度。在刑法的修订过程中，围绕贪污罪主体的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，最终修订后的刑法将贪污罪的主体规定为“三种人”，即国家工作人员，准国家工作人员，以及与国家工作人员、准国家工作人员伙同贪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，结束了十几年来的纷争。

但是，由于刑法采用的是“从旧兼从轻”的溯及力原则，以往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的一些不同规定，仍然影响和制约着贪污案件的办理。尤其是抗诉案件，即要考虑案发当时的法律规定，又要顾及与修订后刑法的衔接。我们认为处理这些案件总的原则是，按照当时的法律和规定不能定贪污罪或者不应当定罪处罚，且人民法院的判决、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，不要再按审判监督程序，提出适用法律不当，定性不准，判决、裁定错误的抗诉；正在审判的案件，人民法院如果仍然按照未经立法机关认可的，超出法律规定权限的司法解释定案，且其解释已被修订后的刑法所否定的，可以依法提出抗诉。